TPP倒掉以后 中國需在全球化4.0時代再次校正國家戰略
2016-11-28 10:48 來源：第一財經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的“群主”——美國最近宣布即將“退群”，短期來看對中國肯定是件好事，但有三個問題需要特別注意：一是它的備胎是什么?二是壓力消減以后動力是否還充沛?三是如果全球化逆轉、美國內卷，世界是否安好?
有趣的是，中國不喜歡TPP，為什么美國(利益集團)也不喜歡TPP呢?沒道理啊。
有人說TPP是針對中國的一個陰謀，中國人不喜歡TPP很正常，它會提高中國產品的成本和價格，會抑制甚至替代中國制造和出口市場。那么為什么美國人也不喜歡TPP呢?因為他們覺得TPP對中國人也好、越南人也好，對這些后發的國家而言，還是太過仁慈、不夠嚴厲。恐怕是這個原因美國放棄了TPP，而不是因為對中國示好。
放棄TPP以后，按照特朗普的性格包括他的宣誓，他一定會拿一個更大的棒子來敲打中國，會體現在匯率、關稅或者其他想象不到的事情上。在此要請大家做好準備，不要高興得太早了。
另外一方面，中國對于TPP的感受確實頗為復雜。一方面它如同《三體》世界發射的“智子”，力圖全面封殺中國制造的全部后發優勢;但另外一方面，TPP提出的嚴格的勞工保護、環境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和國有企業競爭中性，真的僅僅只是陰謀嗎?難道我們不配享有藍天白云青山綠水，我們不想跟國外同行賺得一樣多，我們不想多些創新、創造，而總是去Copypaste(復制粘貼)嗎?難道我們不樂意讓民企和國企在競爭性領域同臺競技費厄潑賴(Fairplay，公平競爭)嗎?
TPP是跟中國一件重要的事情聯系在一塊的，那就是自貿區。為什么3年前要推出上海自貿區，因為要做全面深化的改革和新一輪的開放。為了應對TPP的標準，要做很多的結構性改革，包括轉型升級，才能更好地面對新的全球貿易投資高標準。現在倒是令人覺得略有點遺憾。如果TPP某種程度上是以開放倒逼和促進改革的話，那么現在沒有了外來巨大壓力，我們自身的改革動力和意愿還能足夠充沛和強勁嗎?目前市場普遍感覺好像不是這樣。此前我們相對樂觀地預期在內外壓力倒逼下，轉型和變革會必然發生，當然這個過程最好按照中國自己的腳本來進行，即有序、可控，升級和消解式變遷，熱重啟系統。因此還得我們自身加倍努力。
最后的問題則是，逆全球化一旦開始快進，世界是否能夠安然無恙?按照歷史經驗，美國一旦退回到光榮孤立傳統，實行貿易保護、以鄰為壑，甚至競爭性貶值，則世界會陷入深度蕭條，或出現地緣政治混亂甚至大型戰爭，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灰暗歷程就是前車之鑒。切勿重蹈覆轍。
在這種變幻的世界政治經濟和地緣環境中，中國必須按照最初的戰略構想，即在推動區域自由貿易協定、進一步對外開放和走出去形成命運共同體三個方面穩步推進，才能確保新一輪全球化4.0平穩展開，力挽全球化逆轉之狂瀾，確保中國和世界的福祉得以增進，而不是相反。
推動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方面，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是中國參與周邊區域一體化的最重要平臺，并且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該區域協議由東盟十國發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共同參加(“10+6”)，通過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建立16國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若RCEP談成，將涵蓋約35億人口、占全球的49%，GDP總和將達23萬億美元、占全球的28%，所涵蓋區域也將成為世界最大的自貿區。RCEP覆蓋的人口規模和外貿總額高于TPP，而TPP相關協議的要求要高于RCEP。TPP和RCEP在未來自由貿易協定的義務條款的寬度和深度方面的差異十分明顯。當TPP風雨飄搖之時，后者更成為一個發展亞太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行的模板。
在進一步對外開放方面，涉及投資、貿易、金融、行政法制多項改革試點的四大自貿區，希望能夠用兩至三年的試驗，推進服務業的擴大開放和投資管理體制的改革，加快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和金融服務業的全面開放，以及綜合實現一系列創新改革目標。
簡而言之，自貿區改革肩負著四項重大使命：一是貿易自由化，即沒有海關監管、查禁、關稅干預下的貨物自由進口、制造和再出口。二是投資的自由化，全面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三是金融的國際化，我們仍然認為這才是自貿區的真正內涵，其終極目的就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四是行政的精簡化，自貿區將實施“一線徹底放開、二線安全高效管住、區內貨物自由流動”的創新監管服務新模式。“一線”指國境線，“徹底”被不斷強調。因此自貿區建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在現有的開放試點里，化繁為簡，減少行政成本，提供一條釋放民間投資巨大潛力的有效路徑。
在走出去形成命運共同體方面。2015年中國正式推出“一帶一路”規劃，這一方面標志著中國對外戰略基本態度由韜光養晦向奮發有為的積極轉變;另一方面，這也是中國反復強調的“一帶一路”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實際上不難發現它同聯合國迄今為止最具雄心壯志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有著相似的愿景和基本原則。特別是“一帶一路”規劃確定五個優先領域，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幾乎完全對應了支撐2030議程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與169個具體目標。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一帶一路”甚至可以直接視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一個有效子集和鼓舞人心的具體行動方案。
這正是在吸取舊秩序的經驗和教訓——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個平行的霸權結構，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進全球化3.0中因為個別國家一股獨大、“有錢任性，有權任性”導致的全球治理結構難以優化和進化的缺陷。這也是“先邊緣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國自身改革經驗的發揮和靈感的閃現。中國需要在全球化4.0時代再次校正國家戰略，重新定義其對外利益交換的格局、可行的策略、適當的貢獻和提供具有感召力的理念。
(作者邵宇，系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更多觀點請參閱作者近期出版的新書《全球化4.0：中國如何重回世界之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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